秦腔是梆子聲腔的鼻祖，屬民族最古老的戲曲劇種。曾對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蘇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云南、貴州、廣西等地的梆子聲腔劇種，產(chǎn)生過重要影響，有的地方劇種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還叫秦腔。魯迅說他家鄉(xiāng)的紹劇，就是“秦腔的旁支”。秦腔成熟于明代中葉，雖然產(chǎn)生于大西北，但是靠著李自成起義軍的“四處點染”，得以“恣肆潑灑”。據(jù)說，李自成軍隊的軍樂是秦腔，他的“軍隊文化”是秦腔戲，軍旗指向之處，秦腔便繞梁不絕于耳。后來，秦晉商人又將秦腔作為經(jīng)商的媒介，帶到了“山陜會館”所建立之所。山陜會館設(shè)立最多時，在全國擁有近300個，幾乎沒有空白省份。這些會館大都養(yǎng)有秦腔班社，即使沒有，也會定期邀請秦腔名家巡回演唱，因而，秦腔再一次廣為傳播。

秦腔又一次產(chǎn)生廣泛影響，也由此走向衰落的轉(zhuǎn)捩點，是清朝中葉的“花雅之爭”。所謂“雅部”指的是昆曲，而“花部”指的就是以京腔、秦腔為代表的地方戲曲，俗稱“亂彈”?！把挪俊庇捎谶^于文人化、貴族化，已經(jīng)到了看戲時需掌燈翻閱劇本才能弄懂戲文的地步，辭藻華麗，用典冷僻，佶屈聱牙，普通觀眾“聽戲”如聽“天書”。而“花部”則家長里短，通俗易懂，“其詞直質(zhì)，雖婦孺亦能解；其音慷慨，血氣為之動蕩”。很快，京城“六大班伶人失業(yè)，爭附入‘秦班’覓食，以免凍餓而已”?！盎ú俊币蛏罱拥貧猓〉脹Q定性勝利。在這種地方戲的競相聚集交流中，相互競爭，也相互汲養(yǎng)，使民族戲曲進入空前發(fā)展階段，京劇就是“花雅之爭”的最終碩果。

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，以秦腔為代表的地方戲曲，在破“雅”之旅中，由于過于看重“市場份額”，為迎合觀眾，也不斷制造了許多低級趣味，甚至不惜在舞臺上“打情罵俏”，“以色贏人”，最終不僅遭到清政府的“圍追堵截”，直至大開殺戒，而且也被觀眾棄之若敝屣。取得“花雅之爭”最后勝利的“花部”團隊，爭到手中的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，雖然封堵了“雅部”的咽喉，但終因缺乏對自己的清醒認識，盲目樂觀于“上座率”，“出票率”，“追捧率”，作為“高臺教化”的戲曲藝術(shù)，為單純的“經(jīng)濟效益”一再失守道德底線，也讓自己在觀眾中漸次“聲名敗落”，終究還是紛紛“抱恨而歸”。

秦腔在“花雅之爭”的最后落幕中，既是壯懷激烈，也是滄桑悲涼的。秦腔最著名的“男旦”魏長生，也是“花部”的“盟主”式人物，在清代乾隆嘉慶年間，曾先后三次進京演出，第一次“初試鋒芒”，未獲成功，回到西安后，發(fā)奮努力，刻苦鉆研，背負“驚人絕活”二次進京，竟然“轟動京師”，“觀者如堵”，其它戲班的營業(yè)都受到巨大影響，有的難以為繼，為趨迎觀眾愛好，干脆紛紛改唱秦腔。但在他的秦腔生命形態(tài)中，也有“野狐教主”、“妖媚過頭”，甚至有“坑死人”之譽，意思是說，誰看一眼就能把人害死，終因“色情成分過濃”，而被驅(qū)逐出京。為此耿耿于懷的他，雖到南方演出，對揚州、蘇州、四川等地的戲曲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，但“哪里跌倒哪里爬起”的內(nèi)心糾結(jié)，使他終于在對劇目做了重要調(diào)整后，第三次踏上了晉京獻演之路，企圖以此重振“花部”雄風。然而，這次演出雖獲成功，但終因心力交瘁，英雄末路，苦苦“戰(zhàn)死”在了舞臺上，以至最后謝幕時，師兄師弟們用椅子抬上舞臺的他，已是心臟停止跳動的一代秦腔巨匠。

秦腔與魏長生在清代的“峭拔”與落寞，對于今天的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發(fā)展，甚至文化建設(shè)，都有十分重要的啟示與省察意義。一門藝術(shù)的勃興，必定與地氣相連接，不能植根于深厚的生命土地上，再鮮艷的花朵也是會枯萎的。戲曲的“花雅之爭”，就充分揭示了這個道理。秦腔在昆曲的“作繭自縛”時代，沖決一切，所向披靡，憑借的就是“地氣”，是老百姓的擁戴。

秦腔在清代的興盛，得力于它的民眾性，草根性，但由于藝人們畢竟文化層次不高，沒能把握好表現(xiàn)的度數(shù)，加之那個時代本身就是大量制造“文字獄”的時代，文藝作品動輒撞“高壓線”，當一些作品越過統(tǒng)治集團的“紅線”時，以“掃黃”名義彈壓下去也不完全是清人甚至中國人的發(fā)明。問題是，具有如此強大民間推動力的秦腔，怎么從此“一蹶不振”，而未能“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”呢？從大量清人筆記中，可以看到“花部”乃至秦腔，在“譽滿京華”時，危機已經(jīng)顯現(xiàn)，那就是民眾自身對過于低級庸俗表演的撻伐。一種事物當成長得過于自信、甚至膨脹時，狂悖之心就會產(chǎn)生，加之一味看重“票房”價值，“冷水煮青蛙”般地一點點下探道德底線，“接地氣”就成了“放地氣”，連擁戴自己的大眾都賤看了自己的放縱失守時，輝煌的拱頂自然就轟然坍塌了。

秦腔的再度復(fù)興，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的事。1912年仲夏，古城西安的一幫知識分子，創(chuàng)建了易俗社，辦社宗旨非常清楚，他們認為：“社會教育感人至深、普及最廣者，莫若戲曲。舊日戲曲優(yōu)良者固多，而惡劣淫穢足以敗壞風俗者亦屬不少?！庇需b于此，他們發(fā)起了“編演新戲曲，改造新社會”、“不專以營業(yè)為目的”、“以補社會教育之缺陷”的辦社倡議，拉開了“啟迪民智”、“移風易俗”、“改造社會”的新秦腔的序幕。1938年夏，毛澤東又在延安倡導(dǎo)組建了陜甘寧邊區(qū)民眾劇團，以唱陜西地方戲秦腔、眉戶為主，進入這個團隊的一部分是知識分子、進步學生，也吸納了許多知名秦腔、眉戶藝人。團長是“狂飆詩人”柯仲平。毛澤東之所以要求組建這個團，就是考慮到當時延安的實際，希望以地方戲的形式，發(fā)動群眾，投身抗日，直到解放戰(zhàn)爭，劇團先后演出近3000場，觀眾數(shù)以千萬計，毛澤東曾表揚說：“秦腔對革命是有功的?！?/p>

最重要的是，秦腔在這個階段，還開拓了現(xiàn)實題材的創(chuàng)作實踐活動，民族戲曲現(xiàn)代戲在延安應(yīng)運而生。以著名劇作家馬健翎為代表的民眾劇團的戲劇家們，第一次用時裝表現(xiàn)當下生活，創(chuàng)作演出了《窮人恨》、《中國魂》、《血淚仇》、《十二把鐮刀》等作品。由此，中國戲曲現(xiàn)代戲這個新生兒，又從最古老的秦腔劇種這里呱呱墜地并出發(fā)了。

縱觀秦腔的發(fā)展流變史，另一個重要啟示是：任何一門藝術(shù)都不能脫離時代而存在，尤其是傳統(tǒng)精粹藝術(shù)，如果一味強調(diào)所謂的“遺產(chǎn)原生態(tài)”，以遺址和博物館的保護方法進行保護，只能加速它的衰亡。連花崗巖質(zhì)的摩崖石刻最終也是會風化完的，更何況“活體”藝術(shù)，如果不在“活”字上下功夫，也就必“死”無疑了。筆者以為，“活”字首先表現(xiàn)在自覺吸納時代精氣上。秦腔在上個世紀之初的大面積復(fù)活，與秦腔人自覺將自己的命運同國家的復(fù)興“氣場”緊密相連有關(guān)，如果一味龜縮在自己的小天地中，即使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得再精良，流派繼承得再傳神，也仍是一種“伴宴下酒”的精致“把玩”。脫離時代不行，淪落為時代的“活報劇”、成為時代的“應(yīng)聲蟲”更不行。戲曲唯有始終站在民眾立場上，堅持獨立思考，持守美學品格，守望恒常價值、恒常倫理，不跟風，不浮躁，敢于擔當，勇于創(chuàng)新，與國家、民族同呼吸、共命運，才可能贏得與時代藝術(shù)同步發(fā)展的空間，否則，就只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“微縮景觀”。

戲曲另一個不能丟棄的“法寶”是“高臺教化”。這也是一個屢遭批評的“古董”、“短板”。在今天這個“娛樂至死”、“愚樂至死”的時代，重提舞臺藝術(shù)的“高臺教化”傳統(tǒng)，具有深刻的反思意義。在文化幾成感官刺激、欲望滿足、游戲濫觴的“快樂時代”，有一點常識，有一點正經(jīng)，繼之有一點教化作用，讓人在娛樂中獲得一點人生啟迪，是沒有什么壞處的。更何況今天這點“娛樂至死”、“欲望至死”的“偏方”，秦腔早在清代就用過了，事實證明，那是秦腔的“蘇丹紅”、“瘦肉精”和“三聚氰胺”。一種文化，過分推崇覆蓋面、關(guān)注度、收看率、發(fā)行量、點擊率，也就有意無意催生了它的“邪僻性”，持守恒常是一種“道”，如果守道容易，幾千年來，那些圣賢也就不會日月輪轉(zhuǎn)不息地絮叨個沒完了。

“三千萬兒女齊吼秦腔”，秦腔屬于大眾藝術(shù)，至今仍在西北大地上具有廣泛群眾基礎(chǔ)，在廣大農(nóng)村地區(qū)，優(yōu)秀專業(yè)院團進行廣場演出時，人山人海的簇擁場面并未銳減。秦腔依然是大西北人把握世界、認識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。面對今天文化普遍奔向市場與產(chǎn)業(yè)化之路的熱鬧喧囂，秦腔的市場化之路明顯處于尷尬境地，想看秦腔戲的老百姓，手頭并沒有太寬裕的文化消費款額，因而，常態(tài)看戲的人群，仍處于對低價戲票和公益性演出的期待之中。任何企圖從這種古老大眾藝術(shù)身上獲取暴利的想法，都是不切合實際的。因為這種藝術(shù)沒有能夠刺激欲望的妖冶之姿，也沒有“語出雷人”的時鮮怪叫，更不能“立竿見影”地指明生財之道，它只是向你訴說著仁義、道德、孝敬、良善、寬厚、忍讓、自尊、自立這些生命通識，與當下物欲橫流的諸多生命動脈不大對接得上，因而，邊緣、淡遠這些名詞將會長期相生相伴。秦腔是秦地的一張文化王牌，因受眾面廣，并深牽底層百姓精神生活樣態(tài)，而備受關(guān)注。陜西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中，以秦腔為代表的“陜西戲劇”，被列入文化強省的第一品牌。近年不斷致力于以“文化惠民工程”的方式購買秦腔演出，服務(wù)大眾，并以低票價推動秦腔市場發(fā)育，鼓勵劇團以多演出促非遺保護，是新時期值得探究的秦腔發(fā)展方略。

無論怎樣，秦腔和更多的民族戲曲藝術(shù)，都是有數(shù)百年生命的老人，已經(jīng)經(jīng)見過不少世事，也就更應(yīng)該以一個歷史老人的淡定情懷應(yīng)對滄桑巨變，即不“諱疾忌醫(yī)”，抱殘守缺，也別見醫(yī)就投，以至于過度治療而死。更別眼饞時尚藝術(shù)的“燈紅酒綠”與隨物賦形，金錢固然是好東西，但對于一位文化“長者”的千年標高與風范來講，又是無法等價交換、等量齊觀的俗物。古老藝術(shù)更應(yīng)活得有些尊嚴感，更應(yīng)“心明眼亮”，懂得守常，守恒，守道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，真正根植大眾，對歷史負責，對未來負責，從而尋求屬于自己的、無法替代的那片生命天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