贛劇亂彈腔的西皮，是在清道光間由湖北漢劇中傳來的。最早專唱西皮整本大戲的僅有《青石嶺》、《祭風臺》、《西川圖》、《木門道》、《彩樓配》、《回龍閣》、《天門陣》、《陰陽鏡》、《花田錯》、《雙江宴》、《胭脂褶》、《雙玉鐲》、《鐵弓緣》和《春秋配》等十四種。加上后來增加的二十三種，共有三十七種，贛劇吸收西皮調(diào)之后，仍以二凡為主。由于西皮宜黃兩腔的合流，使饒、廣兩路的劇目發(fā)生了一些變化，即廣信班專唱二凡的劇目，有些在饒河戲中就增加了西皮調(diào)，如《破慶陽》（《李廣催貢》唱西皮）、《四國齊》、《鳳凰山》、《肉龍頭》（《高平關(guān)》唱西皮）、《萬里侯》、《下南唐》（《斬黃袍》唱西皮）、《清官冊》、《奇雙會》、《翠花緣》等。贛劇受漢劇的影響，除了西皮調(diào)以外，還有很多皮簧合流的劇目也被贛劇吸收進來了，如《焚鹿臺》、《魚藏劍》、《鐵籠山》、《九蓮燈》、《翠花宮》、《九焰山》、《雞爪山》、《滿堂福》、《雙潼臺》、《二皇圖》、《賜金盔》、《日月圖》、《鐵冠圖》等等。而贛劇西皮調(diào)的傳統(tǒng)折子戲有一百三十余出（在整本戲內(nèi)的除外），大都是湖北漢劇傳來的。贛劇二凡西皮的唱腔，和宜黃戲、漢劇的曲調(diào)基本相同。唯獨沒有[慢三眼]的唱法，唱腔樸實純厚，小生、小旦每句尾腔常有高八度的小嗓本唱，和北方梆子腔唱法比較接近。

贛劇亂彈腔的秦腔的老撥子，主要來自安徽的石牌腔。其中秦腔即是以笛伴奏的“吹腔”。撥子俗稱“老撥子”，用海笛托腔。據(jù)清乾隆間江西巡撫郝碩查辦戲曲奏折的記載，當時的九江、饒州和廣信等府，這種石牌腔是“時來時去”的。贛劇的石牌腔，最早出現(xiàn)在饒河戲中，至今波陽縣的饒河班稱其吹腔的曲調(diào)，其女腔為“石牌”，男腔為“秦腔”。主要代表劇目有《奇雙會》、《碧蓮洞》、《朱仙鎮(zhèn)》等。在廣信府方面，這種吹腔，不分男女腔，都一律名為“秦腔”（此調(diào)在廣信府傀儡班中名為“婺源調(diào)”）。和饒河班相比，廣信班的秦腔撥子戲較多，共有三十四種。其中最先從婺源班傳來的，有《朱砂痣》、《珍珠衫》、沉香閣、《八美圖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刁南樓》和《大香山》等七種。在廣信班中，這種秦腔撥子由于受到觀眾的歡迎，又將一些二凡西皮戲改成秦腔撥子來演唱，如《黃金塔》、《南樓會》、《鳳凰山》、《奇雙會》、《江天雪》、《百花臺》等。而高腔改為秦腔撥子的，則有《搖錢樹》、《洛陽橋》、《孟姜女》、《五行山》和《觀音游十殿》等。在音樂唱腔上，和贛劇秦腔屬于同一系統(tǒng)的腔調(diào)，還有一種“松陽調(diào)”（即樅陽腔），劇目有《桂枝寫狀》、《浪子踢球》等。贛劇秦腔撥子的曲調(diào)變化不大，秦腔是輕松活潑，婉轉(zhuǎn)動聽，老撥子曾用竹梆擊板，聲調(diào)凄厲，適合表現(xiàn)悲怨和激昂的情緒。而石牌腔的撥子，在贛劇中出現(xiàn)一種新的變化，即用西皮調(diào)的胡琴伴奏，將它變在贛劇西皮的一種唱腔，名為“石牌調(diào)”。贛劇饒河班的《杏元罵相》、《銀桃記》和《泗州城》等劇，都有這種唱調(diào)。

贛劇亂彈腔的浙調(diào)和浦江調(diào)，是從浙江的亂彈戲中傳來的。其中，浙調(diào)即亂彈的“三五七”，浦江調(diào)即浦江亂彈的“正官二凡”。另有一種上江調(diào)即亂彈的“尺字二凡”。清末以后，隨著浙江的亂彈戲班大量流入贛東北地區(qū)，這種浙江知彈的三五七和二凡，首先被廣信府的玉山班和貴溪班加以吸收，然后，通過廣信班的傳播，不僅饒河班受到很大的影響，而且在建昌地區(qū)的南城、廣昌等地的亂彈班，也照樣搬演這種來自浙江知彈的劇目和唱腔。這些戲班受到浙江亂彈影響較大的，自然就是贛劇的廣信班；上演劇目僅整本大戲有二十余種，如《審金釵》、《碧桃花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龍鳳釵》等等。其中包括原來是唱贛劇二凡的《錦羅帳》、《百花臺》、《合玉環(huán)》、《碧玉簪》、《翠花緣》、《玉麒麟》等六種，也都改為浙江亂彈了。贛劇的浙調(diào)和浦江調(diào)，與浙江婺劇的曲調(diào)和唱法大體相同。浙調(diào)以笛伴奏，曲調(diào)愉快優(yōu)美，上江調(diào)以海笛伴奏，曲調(diào)高亢轉(zhuǎn)折，而浦江調(diào)比上江調(diào)高亢激越，更帶有強烈激動的感情。由于這種浙江亂彈的曲調(diào)類似秦腔的韻味，所以在贛劇中常將它們混在一起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