歌舞大曲
　?。ㄇ?21—公元960）
　　這段歷史將近1200年，它同樣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，前一時期包括秦、兩漢、三國、晉（前221—公元420年），后一時期為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（420—960年）。兩個時期的共同特點是：歌舞大曲是音樂的主要形式。它們的區(qū)別則在于：前一時期漢族音樂是主要的音樂成份，后一時期經(jīng)過歷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樂大交流而達到了歌舞音樂的峰巔。
　　秦立國很短，只有14年時間，但它卻并不是過渡性質(zhì)，而是開創(chuàng)性質(zhì)，漢只是承襲秦的制度而已。在音樂上，漢就承襲了秦創(chuàng)立的樂府機構(gòu)。秦代管理音樂有兩大機構(gòu)。其一是“太樂”，從屬于“奉常”，“奉常”是掌禮的，所以“太樂”是管的禮儀音樂。另一就是“樂府”，從屬于“少府”，“少府”的職能是搜羅全國各地的物品供皇帝揮霍，所以“樂府”也就是搜羅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機構(gòu)了。
　　樂府在漢武帝時（前140—前87）受到格外重視，也得到了很大發(fā)展，搜集了“趙、代、秦、楚”（相當于今天陜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江蘇）廣大地區(qū)的民歌，又請著名文人司馬相如等數(shù)十人創(chuàng)作詩賦、歌詞，由李延年作曲。李延年是富有音樂傳統(tǒng)的中山地方的人，父母兄弟都是從事音樂工作的伎人。李延年因為善舞的妹妹受漢武帝寵幸而被封為“協(xié)律都尉”，這是個不見于常設職位的臨時封贈，但李延年在這個職位上充分發(fā)揮了自己的音樂才智。所謂“協(xié)律”，指音樂的創(chuàng)作和演出，李延年善作曲，也善改編新曲，人們稱他的音樂是“新聲”、“新聲曲”、“新變聲”。
　　武帝時開始，樂府越來越龐大，起初宴會娛樂，不過歌童歌女70人演唱，另有樂隊伴奏，規(guī)模并不算大。但是到后來樂府屬下已有八百多人，所以到公元前7年，就不得不取消樂府，但被裁撤的卻大都是各地的演唱演奏人才，剩下的小部分則被分配入“太樂”，改從事雅樂活動。但二百年間，尤其是漢武帝以后的一百年間，樂府的影響是極大的，后代雖無樂府的名目，但基本上有著相應的建置，而且后代把與樂府搜集的歌謠相似的歌體也都稱之為“樂府”。
　　樂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“相和歌”。“相和歌”本是民間的無伴奏“徒歌”，往往一人唱，幾人和，在這個基礎上加絲類、竹類樂器伴奏，也就是“絲竹更（交替）相和”，就稱為“相和歌”。絲竹類伴奏樂器有琴、瑟、箏、琵琶、笛、笙、篪，而由歌唱者敲節(jié)鼓統(tǒng)一節(jié)奏。相和歌的結(jié)構(gòu)形式比較多樣，既可以一曲到底，不分段落，也可以分兩個以上段落，每個段落稱為一“解”。結(jié)構(gòu)較為大的，后來也稱為“大曲”，“大曲”有時前面有相當于引子的“艷”段，后面有尾聲性質(zhì)的“趨”或“亂”段。這樣的結(jié)構(gòu)形式，已可表現(xiàn)比較復雜的內(nèi)容或情感。相和歌已明確有幾種不同的調(diào)高，并記明哪首樂曲屬哪個調(diào)，我們雖然從秦以前的樂器和文獻記載上知道，早就有調(diào)高不同的現(xiàn)象，但那時卻沒有調(diào)名。確立調(diào)名，是相和歌中才有的。相和歌的五個基本調(diào)名叫平調(diào)、清調(diào)、瑟調(diào)、楚調(diào)、側(cè)調(diào)。其中前面三調(diào)在晉以后為清商樂專用，又稱“清商三調(diào)”。
　　平調(diào)以黃鐘為宮，所以平調(diào)就是正調(diào)的意思，也就是基本調(diào)。瑟調(diào)和清調(diào)，分別是平調(diào)的下四度和上四度調(diào)，它們是在樂器上最易轉(zhuǎn)換的近關系調(diào)。但是在笛上，這三個調(diào)的名稱并不相同。平調(diào)，笛上稱正聲調(diào)；瑟調(diào)，笛上稱下征調(diào)；清調(diào)，笛上稱清角之調(diào)。以正聲調(diào)為標準，其它調(diào)的宮音相當于正聲調(diào)的什么音，就叫什么調(diào)。

　　商樂是相和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(fā)展。東晉政權(quán)南遷（4世紀初）以后，南方的音樂隨著有了更顯著的地位。地處長江下游的吳地歌曲在戰(zhàn)國時本就有名，稱為“吳 ”，現(xiàn)在則被呼為“吳聲”；長江中游早就出名的“楚聲”在新的時代叫做“西曲”。它們都是在原地新發(fā)展起的聲樂，不能理解成舊調(diào)新唱。吳聲、西曲和南遷后帶來的以北方民歌為主的相和歌合流，當時給了個新名字，就叫“清商樂”，也簡稱“清樂”。吳聲、西曲都是短小的歌曲，一般為四句，有時在前面加一引子，或后面加一尾聲，稱為“和”或“送”。和相和歌的“艷”、“趨”（“亂”）不同的是，相和歌的這些段落有時并不歌唱（估計應為器樂段落），吳聲和西曲則一律是歌唱的，而且多半是合唱。
　　秦漢以后，鐘、磬在樂隊中的重要地位逐漸為竽、瑟代替，一鐘雙音慢慢就失傳了。竽和瑟可以演奏旋律性強和比較快速的樂曲，西漢的著述中形容彈瑟的雙手在弦上起落，猶如飛速上下繞飛的小蟲“蠛蠓”，可見旋律進行之快。擅長烘托莊嚴肅穆氣氛的鐘、磬是不能與之相比的。瑟無論在制作上和演奏上在漢代都達到了高峰，例如其“揮”的演奏方法（即以一個手指飛快地往返撥弦）已十分普遍，以致可以作為撥弦演奏的通稱。而這一方法失傳后只是近代才用于箏演奏（箏的“搖指”，與古代瑟的“揮”近似），瑟的雙手齊彈或輪流演奏旋律的手法也只是近代才又在箏上出現(xiàn)。琴在漢以后也得到了較快的發(fā)展。出土的西漢琴還是半截音箱，半截實木的構(gòu)造，比瑟要簡陋得多。但它小巧，方便，很受文人的重視，也就容易得到改進，大約魏晉之時，琴的形制便與今天流行的差不多了。箏也是東漢末發(fā)展起來的樂器。它的歷史，最早可追溯到戰(zhàn)國時的秦，但那時是作為粗糙而不入耳的樂器被提起的。西漢時其地位并未改變。東漢末，箏的形制也由半截音箱改為通體音箱，和琴一齊向瑟靠攏。（中國歷史上的弦樂器本來有兩種類型，估計是兩種文化來源，一種是瑟，通體是音箱，另一種是琴、筑、箏，都是一半為實木，一半為音箱。但最晚不過魏晉，就全部歸并為通體音箱的結(jié)構(gòu)了。）改進了的箏立即成為重要樂器，因為它比瑟小，音區(qū)比瑟高，出音脆亮，演奏技巧又比瑟簡單，于是逐漸替代了瑟。（東晉以后，瑟的形制已失傳，又反過來模仿箏形造“瑟”，不過只是“大箏”而已，沒有實際演奏價值，因此漸漸淪為“擺設”。）竽、瑟為主的樂隊又變而為竹、笛、箏為主了。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樂器還有琵琶和箜篌，這兩種實際上都是外來樂器，古籍中也有說是自己造的，應系偽托，不可信。箜篌分臥、豎兩種，其實是來源不同的兩類樂器。臥箜篌似瑟而小，七弦、面上有通品，用撥彈奏。豎箜篌類似豎琴，但要小得多，用雙手撥奏。琵琶是直柄連接扁圓體共鳴箱，柄上設有通品的四弦樂器。《晉書》記載說阮咸“妙解音律，善彈琵琶。”今出土南朝墓畫像磚上所畫阮咸像，阮咸手持用撥彈奏的，正是當時的琵琶南北朝以后，梨形音箱的曲項琵琶興起，這種直柄的琵琶便被淘汰、遺忘了。到唐代，從古墓中出土的直柄琵琶，一般人已不認識，經(jīng)請教專人，才知是阮咸善彈的琵琶。因此
　　就稱它為阮咸，今或簡稱“阮”。

　　秦漢以后，祭祀樂舞相對前代勢頭已有下降，而一般用于宴飲場合的舞蹈比秦以前卻活躍得多，這些舞蹈稱為“雜舞”。著名的有《盤舞》、《[革卑]舞》、《鐸舞》、《拂舞》、《白[貯]》（“貝”換成“纟”），這些舞的名目，指明了舞的導具，例如《舞》用有柄小鼓，《鐸舞》執(zhí)鐸，等等?！段琛穭t以盤覆地（多為七盤），外加扁鼓（一鼓或二鼓），舞者即舞蹈于盤、鼓之上，兼踏鼓加強節(jié)奏。為雜舞伴奏的樂隊，有學者認為是黃門鼓吹。其主要樂器有建鼓、竽、瑟、簫（排簫）、塤，外加鐘、磬。今之學者一般以為漢魏大曲均有舞蹈，但這是僅僅根據(jù)“凡諸大曲竟，《黃老彈》獨出舞，無辭”這幾句話所作推測，而這幾句話卻并不能得出凡大曲必伴有舞的結(jié)論。所以漢魏大曲是否伴舞，還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，才能作出正確結(jié)論。但大曲后必接有舞蹈，則是無疑的。

　　漢以后新發(fā)展起一種音樂形式，叫“鼓吹樂”。這其實是一個極籠統(tǒng)的名稱，顧名思義，凡以鼓和吹樂器為主演奏的音樂，都叫“鼓吹樂”，但有時候它又有具體所指。“黃門鼓吹”也是一種鼓吹樂，演奏漢代皇帝饗宴群臣的“食舉樂”，并奏雜舞曲。有時候“鼓吹”又專指有簫、笳（一種失傳的西北少數(shù)民族吹樂器）的樂隊配制，于“朝會道路”作儀仗用；而有鼓、角（也是失傳的當時西北少數(shù)民族樂器）的則叫“橫吹”，軍隊中使用，騎在馬上演奏（唱）。漢武帝時“協(xié)律都尉”李延年就利用西北傳來的樂曲創(chuàng)作過“新聲二十八解（曲）”，后為橫吹所用。